一
1933年12月，一部集合當時北平多家印紙齋、閣木版水印箋紙名品的豪華精美“寶籍”面世。盡管價格昂貴，可僅在北京、上海兩地，初版100部就迅速銷空。這使得當初頗為銷路擔心的編者立即著手再版。這部為中國木版水印保藏精品并使得此種技藝得以延續、發展的大書，就是魯迅、鄭振鐸合編的《北平箋譜》。
魯迅對美術尤其木刻的喜愛除去促成出版及自費印刷了《近代木刻選集》一、二兩部，還出版有《士敏土之圖》、《〈死魂靈〉百圖》，《凱綏·珂勒惠支版畫選集》等多種介紹外國木刻作品的著作。他向德國、蘇聯、日本等國收集這些作品的努力，在他的書信或日記中常常可以見到。后來他還舉辦外國木刻展覽，主辦木刻講習班……在這方面做了極大努力。在介紹外國木刻藝術的同時，他對傳統刻板印制也極重視。在北京時，他收集過一批木版水印信箋。當然，當初多是為了使用，魯迅還常常不忍著筆，以為在這種信箋上寫字簡直是糟蹋藝術。
1932年11月，魯迅去北京探望生病的母親，在琉璃廠的各家紙坊又搜集到一些箋紙。回上海后，寫信時便分別寄給一些友人，也供他們欣賞。此時的魯迅，正與一些愛好木刻的青年聯系，對他們進行指導幫助，這些傳統木刻箋紙便自然引發了他的特別關注。他想集制一部箋譜的念頭，大約也就起于這段時間。
二
1933年2月初的一天晚上，三弟周建人與家人去看望魯迅，帶去了鄭振鐸贈給魯迅的《中國文學史》（一至三本）。這部鄭振鐸編寫的《中國文學史》附有許多插圖，這些插圖都是中國雕版書封、內文及圖畫印件。鄭振鐸在當時愛好并收集中國古代雕版畫已頗有時日，這種相同嗜好使魯迅立即決定：收集、印制一部箋譜書，為中國木刻史留下鑒證。2月5日，魯迅給鄭振鐸寫了一封信：
西諦先生：
昨喬峰交到惠贈之中國文學史三本，謝謝！
去冬回北平，在留黎廠（即琉璃廠）得了一點箋紙，覺得畫家與刻印之法，已比 《文美齋箋譜》 時代更佳，譬如陳師曾齊白石所作諸箋，其刻印法已在日本木刻專家之上， 但此事恐不久也將銷沉了。
因思倘有人自備佳紙，向各紙鋪擇尤（對于各派）各印數十至一百幅，紙為書葉形，采色亦須更加濃厚，上加序目，訂成一書，或先約同人，或成后售之好事，實不獨為文房清玩，亦中國木刻史上之一大紀念耳。
不知先生有意于此否？因在地域上，實為最便……
信中喬峰即周建人。
對于這件大事的托付，魯迅并不是隨便的。除去鄭振鐸愛好收集古代雕版畫，具有相當眼力之外，魯迅與他還有一段頗不尋常的相助聯系。
鄭振鐸很早就研究中國古代小說，但早期收羅有限。這時，魯迅《中國小說史略》出版，給了鄭振鐸的研究以極大幫助。一次鄭振鐸寫信詢問《醒世恒言》、《警世通言》、《喻世名言》的情況，魯迅特別為他抄錄《醒世恒言》的全部目錄。并告訴他，此書是從一位朋友處借來抄出的。
此外，1925年4月鄭振鐸想看看古籍《西湖二集》，便去信問魯迅有沒有此書。魯迅收信后立即將所藏半部明末版的《西湖二集》（附全圖）六冊寄去。并在信中說自己現在不弄中國小說，這書贈給鄭振鐸。接到魯迅函不久，鄭振鐸來到上海。那是1933年4月的一天，他先到為其轉信的周建人處，由周建人偕他一塊去拜訪魯迅。見到鄭振鐸后，魯迅談到他在北京的感觸：“木刻畫如今是末路了，但還保存在箋紙上。不過，也難說，保全得不會久。”他搬出不少在北京買的彩色箋紙給鄭振鐸看，并且再一次強調：“要有人把一家家南紙店所出的箋紙，收羅一下，用好紙刷印個幾十部，作為箋譜，倒是一件好事。”當然，這話在給鄭振鐸的信中已經寫清楚了。當時他們商量，由鄭振鐸在北京搜訪，并將收集的箋紙寄魯迅。最后由魯迅出資將選出的箋紙在北京印店預定印50部，分贈友人。
三
回到北京后，鄭振鐸便設法進行印刷箋譜的工作。首先得到各家印店里選購優秀箋樣，再與他們交涉印刷事宜。鄭振鐸到的第一家是琉璃廠名為“清秘閣”的紙店。在這里購得好些箋樣，說起印刷箋紙的事，不料這家老板一口回絕，說是50部***不能開印。鄭振鐸問：印一百部行不行呢？老板說：到印的時候再商量。
還沒來得及跑第二家，熱河戰事便開始了。日本侵略者占領了承德；不久又占領了熱河全省并繼續向長城及灤西、察東等地進犯，平津一帶受到很大震動。在北平的鄭振鐸無法再繼續進行下去，直到半年后的九月初他又到上海見到魯迅，心力才進一步被激發出來。
鄭振鐸是帶著凄婉的心情說到印箋譜的事，魯迅說：那就印一百部，總不會沒有人要吧？接著他鼓勵鄭振鐸：這事我們得趕快做，否則，要來不及做，或輪不到我們做的。鄭振鐸得到鼓舞，回到北京后，便進入到真正、有實質性進展的工作中了。
他到“淳菁閣”尋訪，見到許多“清雋絕倫”的詩箋。特別是陳師曾（即陳衡恪，陳寅恪之兄）的畫幅，雖寥寥數筆卻瀟灑不俗，似專為箋紙所制。這些有陳師曾畫的箋紙，鄭振鐸當然一幅也不能放過。另外在這里還見到吳待秋、金拱北等名家的作品和姚茫父的唐畫壁磚箋，西域古跡箋等，鄭振鐸一一收回。過了幾天，鄭振鐸又到琉璃廠的“松華齋”，見到陳師曾的八幅花果箋。接著又見到陳半丁、齊白石的畫箋，鄭振鐸幾乎是照單全收。
有了這些收獲，鄭振鐸趕緊將它們先行寄往上海的魯迅，請先生予以選擇。在收到來函還未收到箋紙時，魯迅已經先在信中設置此書了：
關于該書：（一）單色箋不知擬加入否？倘有佳作，我以為加入若干亦可。（二）宋元書影箋可不加入，因其與《留真譜》無大差別也。大典箋亦可不要。（三）用紙，我以為不如用宣紙，雖不及夾貢之漂亮，而較耐久，性亦柔軟，適于訂成較厚之書。（五）每部有四百張，則是八本，我以為豫約十元太廉，定為十二元，尚是很對得起人也。
怕書信往返耽誤時間，對于印制之事，他一應托付鄭振鐸。但還是提出了幾點要求：“（一）應該每部做一個布套，（二）末后附一頁，記明某年某月限定印造一百部，此為△△部云云，庶幾足增聲價，至三十世紀，必與唐版媲美矣。”
北平一面，鄭振鐸也在琉璃廠努力尋訪。九月底他來到“榮寶齋”，這是當時“不失先正典型的***的箋肆”。在這里，鄭振鐸見到了林琴南的山水箋，齊白石的花果箋等。談到印箋譜之事時，他們也感到有難處，以為印一百部不易動工，只說到印的時候再商量。
搜輯的數目不少了，陸續寄到了上海。此時的魯迅正加緊擇選，開始設定印制及裝訂，書名等事宜：
西諦先生：
箋樣昨日收到，看了半夜，標準從寬，連“仿虛白齋箋”在內，也只得取了二百六十九種，已將去取注在各包目錄之上，并箋樣一同寄回，請酌奪。
……
書名。曰《北平箋譜》或《北平圖譜》，如何？
這是擇選箋樣后給鄭振鐸的第一封信。接下的一段時間，魯迅寫給鄭振鐸的信特別密，多就該書紙張、大小、印制、裝訂、目錄寫法，甚至廣告等事宜進行指導、協商。他還特別提示鄭振鐸應將刻工的姓名署上，因為他們都認為刻工在制箋中的重要程度不下于畫家。
但是，將刻工姓名列入目錄卻費了鄭振鐸不少精力。在印刷店里，刻工是被視為一般甚至賤技來對待的。所以鄭振鐸訪問刻工姓名時，這些店里覺得奇怪。這次“箋譜”出版，努力尋出并署上刻工之姓名，實在是對雕板業的尊重和支持，對后期雕板史提供了重要文獻。
經魯迅、鄭振鐸兩位編者的努力，需印箋紙終于選定。鄭振鐸購下并寄給魯迅的共有500多種，最后由魯迅選定340余幅。箋紙選定就該是印刷了，不料由于箋紙選自多家，需要一一與他們協商。幾家一談便應，幾家最先亦說一百部無法開印但最后終于答應，唯有清秘閣堅決認為一百部無法開印，交涉多次也不能成功。鄭振鐸舍不得溥心畬、江采等幾位名家20余幅作品，托請朋友從中通融，清秘閣才勉強答應印刷，但仍有十多幅色調較繁的蔬果箋被剔出。最后印出332幅。
選印完成，魯迅以文言為《北平箋譜》作序，另一位編者鄭振鐸亦用文言寫一序言。兩篇序言寫好后，為保持一致情調，魯迅讓鄭振鐸在北京尋書家以筆錄出付印。最終選定沈兼士書封面書名，沈尹默題扉頁名，魯迅序由“天行山鬼”（即魏建功）書，鄭振鐸序請郭紹虞書。
四
1933年12月，《北平箋譜》終于完工。該書印造僅百部，每部六冊，藍色封面，白簽書名，線裝包角，煞是大方美觀。為防止紙鋪隨意續印，魯迅和鄭振鐸分別在版權頁上簽名負責。
《北平箋譜》當時設想的五十部看來大大保守，印一百部也不夠。按當初魯迅計劃，內山書店包銷20部，自存及送人20部，計上海兩處共需40部。但大約北平方面所需亦甚多，鄭振鐸想多留幾部，魯迅不愿意：“至于我之二十部，實已不能分讓，除我自藏及將分寄各國圖書館（除法西之意、德，及自以為紳士之英）者外，都早已約出，且還不夠……不能折扣矣。”
從信中可以見出魯迅欲急切得到書的心情，另外還透出一個信息：他想將這中國的“版畫集”寄贈世界重要國家圖書館。不過，他不愿意寄給當時法西斯統治的德國意大利以及常以老大自居的英國。
信寄出沒幾天，鄭振鐸一面催承裝的榮寶齋趕緊向上海寄書，一面攜一部書趕往上海。1934年元月22日晚上，鄭振鐸將書交到魯迅手里。當這散發著新印滋味的漂亮大書展現在眼前，他也頗有些情不自禁了：“重行展閱，覺得實也不惡，此番成績，頗在豫想之上也。”
接下來，魯迅急切地將這部“箋譜”發往各地，分贈友人，除寄贈蔡元培、臺靜農等人外，多種寄給日本友人。
分在北平、上海書店的“箋譜”銷得也頗好。內山書店不到一周20部全部售罄。從各方需求看，再版幾乎難免。這對于兩位辛勤的編印者，該是多大的欣慰啊！受此鼓舞，兩位編者再版了《北平箋譜》，又立即著手刻印明版水印木刻圖畫《十竹齋箋譜》，還預備著編印中國古代小說雕版插圖……
《北平箋譜》的印制成功不僅為當時乃至今天提供了精絕的書刊設計典范，更重要的，為中國版畫木刻史樹立了“斷代之唯一之豐碑”。這部書的存在有力地為木刻水印的存在和水準作了見證。